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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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时间

发布时间:2016-12-16  作者:姜纬  来源:中国摄影报

当代性意义上的纪实摄影不是简单复制世界,它必须经过“转换”,也就是合理改造其内在语法,使得它向复杂的当代生活完全开放。我理解的“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展,是在寻找实现这种转换的理性和学术的逻辑,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在微光中探索。

中国纪实摄影的不足之处,是可以占有广阔的空间,却无力占有时间。很多照片看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同泡沫似地浮游在表面;很多照片今天拍出来,但到明天就可能被遗忘。

和注重当下效应的新闻报道摄影有所不同,纪实摄影涉及到保存、传达、表现人的记忆,它被称颂的重要价值之一也在于此。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导演的影片《记忆碎片》(Memento)中,男主角脑部受创后,患上了“短期记忆丧失症”,只能记住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于是,他无奈的依靠文身、纸条、照片等碎片来保存记忆,让生活可以继续下去。

如果运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概念,那些文身、纸条、照片就是人的“记忆之场”,是人的过去留在当下的痕迹,也是人寻唤过去、建立身份认同、评估现实意义的媒介。当历史已经远去,记忆的环境不复存在,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情感就只存在于“场所”之中。

关于如何抵达历史的真实,皮埃尔?诺拉有这样的见解:“历史在加速消失。”这句话概括性地说明了何谓“当代性”。在如此环境中,“占有时间”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当然,我们不能对此加以粗浅狭隘的解读。

占有广阔的空间,可以依赖地域的纵深、人数的众多而达成。所谓的“占有时间”,指的是纪实摄影如何有效抵达历史的方法和路径。中国式纪实摄影业已形成一套熟练简便的表现体系,并且习惯性拥有主题至上的实践套路,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共时的平面上,中国摄影师长期与生活经验存在着距离。一些崇尚现实主义的评论家和摄影师想象,“现实主义”可能自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这种可能表述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特征是尊重生活体验,生活的逻辑将会有效地矫正人们世界观之中的谬误。现今看来,这种观点低估了经验与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的经验可能修正观念,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经验并不是单纯的感官印象,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隐秘编码深刻地介入经验的形成。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照片所摄取的姿势,其意义只有联系着整个符号系统中该符号的位置,才能得以理解。”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思考,“占有时间”就要求纪实摄影师懂得照片已无法涵盖一切。形形色色、眼花缭乱、新颖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时刻簇拥在摄影周围,以快速传播和海量信息见长,其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情形下,摄影师则应该认真考虑自己还能呈现出哪些有独特价值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复制已知事实。约翰?萨考夫斯基早在1967年《新纪实》(New Documents)展览前言中就已经敏锐地指出:“新一代纪实摄影师重新定义了纪实摄影的方法和美学——更多地为个人目的服务。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生活,而是为了见识生活;不是为了说服,而是为了理解。” 如今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正视的事实:这种重新定义本身就隐含了历史的要求。

事实上,“纪实摄影”的定义一直在不断变化,从阿比盖尔?所罗门―戈杜(Abigail Solomon-Godeau)开始,到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瑞德?斯莱蒙斯(Rod Slemmons)、罗伊?斯特里克(Roy Stryker)、约翰?萨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和约翰?塔格(John Tagg),随着社会形态、观念思维、传播媒介、活动区域、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对纪实摄影的检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摄影师对此却没有给予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图像在传媒中呈现的状态具有互文性和转喻性。互文性即可以通过参照与原文本相关的其他文本的理解,而为原文本创造出新层次的意义和联想。转喻性指的是通过部分事实表示事物整体的方式发挥作用。图像不单承载信息,同时也起到解释甚至评价信息的作用,但是由于图像的基本属性,它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完整和客观,它遵循着一种“二级传播”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传媒和受众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传媒和受众的意图也是不尽相同的,图像作为传媒的发言,所做出的行为是对事实的选择性呈现,图像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倾向及其选择性暴露、选择性认知、选择性记忆的产生过程。因此,我们无法把传媒的图像看成可以全面准确反映历史真实的佐证,应审慎地观察到其传播效应,并利用这种传播特性按图索骥,找寻其隐藏在背后的生产机制。当代人不应甘于沦为传媒的利用者,而要努力成为传媒的使用者。

认识到这些,占有广阔的空间,什么都拍,什么也不想遗漏,就显得不那么要紧了。“占有时间”,并不是说纪实摄影作品非得经年累月拍摄才够标准。“占有时间”是目的,是指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是手段或方法。纪实摄影存在到如今,是由文化逐渐构建起来的,它其实并不天生的理所当然。在传媒日新月异的时代,纪实摄影受到的挤压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世界,图像泛滥,一方面,布迪厄所说的“符号系统”不断在扩展、在突破,另一方面,“历史在加速消失”,照片随时可能被轻视为对事物已知方面的简单复述和匆忙评价,纪实摄影的功能和作用被稀释、被降低,甚至被取代、被置换。

我们已经意识到,记忆在离开了它所发生的现场后,重新被人们用文字、声音、图像等媒介呈现出来,而经过再现的记忆与历史真实永远有一定距离。它随着时空的不断改变,在每一个“当下”的象征意义与其在历史现场中的内涵越来越远,人的记忆也在不同时空中不断地被重塑与修正,内容被不断叠加或删减。因此,“记忆之场”很大程度上是被重构的历史真实。

记忆被筛选、被形塑,而形塑本身又构成了记忆的场所的一部分,“记忆之场”自身在不断地流转,并自我叙述着,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重构。和同质化的、统一的、线性的历史叙事有所不同,摄影师可以为它们注入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高度个性化的风格特征、语言结构、叙述视角、创作方式、记忆意图,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表现体系,是对记忆的具有创造性的转述和重构。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纪实摄影真正的可持续性是以“今天的立场”叙述过去的感受。所谓“今天的立场”,其实就是摄影师作为个体的立场。我们可以叙述一种人性,叙述一套跨越了时空甚至文化限制而存在的倾向性,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倾向性因之而产生的压力做出有根据的猜测。我们的文化基因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社会环境,会传递出一种势不可挡又具有感召力的信号,很难将其分解开来。我不能确定的是,这能在多大范围内、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行为的整体共性。无疑,我们有一种我们是由生活塑造的感觉,但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并非白板一块,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被任意塑造成规定形状,人们相异的方式至少和他们的相似方式一样有趣。

在普遍的、现有的纪实摄影作品中,图像在预设的格式化语境中构建其意义,并形成引导,其基础是假设存在着可被揭示、可被图解的整体性、统一性思想,然后将其贯彻到摄影的全过程,这样的模式甚至可以在不为我们察觉的情况下,被习以为常地共享和应用。但是,预设的意义,往往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前所述,它还只是一时一地的手段或方法。

纪实摄影师应该时刻牢记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那句话:“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把个人化的记忆作为义务——“记忆的义务,是不能忘却的义务”,只有当统一叙述的历史不再侵蚀个体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置身于一个“均匀曝光的世界”中,抵达日常经验的历史。在时空的断裂与存续之中,我们拥有那么多沉睡的、逐渐沦为平庸的“记忆之场”,等待被唤醒、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