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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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从文研究到民俗摄影》

发布时间:2019-11-15  作者:夏艳

在凤凰,有一个不能绕开的话题,那就是作家沈从文。2007年,燕山出版社与新浪网进行世纪文学六十家的网络评选,沈先生没有异议地入选前三,他的作品影响力在近百年间、数代人里,几乎是持续而稳定的。为什么可以产生这种影响?对摄影来说,有哪些要素可以跨专业地借鉴?

文学和摄影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属于创作范畴。创作需要题材,沈从文最擅长的就是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写作。湘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一直到清代,湘西还是边地,湖南人严如熤所撰的成于嘉庆朝的《苗防备览》一书形容为:“五溪深阻,山川险要,道路风俗,兵谋营制,向无载籍可稽。”一直到民国初期,来旅游的文人还在感慨,“苗族聚族腹地,原非化外之民……旅游苗地者,如游上古部落之社会,又若置身异国焉”。然而这种民俗的差异和淳朴的人性,在沈从文的笔下幻化地那么美,不但中国人受感染,外国人一样觉得好。

民俗确实可以成为摄影的好题材。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钟敬文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它有助于民族精神建设,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培养,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俗学除了婚丧、岁时节日等还有什么?我们不妨对中国民俗学的百年历史做个简单回顾,看看能有什么启迪。

关于中国民俗学,学界一般认为上世纪初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发起的歌谣运动,提倡将民间歌谣、神话等展开系统搜集研究,开创了以民间文学为主的民俗学研究传统。随后,在北京大学,由学者张竞生组织了风俗调查会,开展一系列活动,如顾颉刚等参加的对妙峰山等民俗系列调研。另外还有征集神纸、年画、符策、红笺这样的风俗物品等,后者对鲁迅、郑振铎的笺谱、版画研究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影响,这也是沈从文早期文学创作和发表的背景。之后,顾颉刚、傅斯年到广州主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并与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发起组织了民俗学会,出版相关书籍,开设民俗学课程。不久,钟敬文到杭州,编发《民俗周刊》,1930年又与江绍原、娄子匡组织了中国民俗学会。之后,民俗学以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这与当时开启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大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恢复学会,创办《风物志集刊》等多种刊物。解放区的民俗学则在民间文艺方面取得成就,其研究和教学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以延续。民俗学建立、发展初期出版的一批经典著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如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林惠祥《民俗学》等。赵世瑜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中评价,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认识到遗留物说的局限性,开始把民俗学从民众知识的“考古学”改变为民间文化的历史学和现实学,开始把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从上一阶段的歌谣等民间文学领域,扩大到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和日常生活,更扩大到社会、经济等制度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民俗学取得长足进展。上世纪80年代起出版了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陶立《民俗学概论》、乌丙安《中国民俗学》、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钟敬文《中国民俗史》等一批需要了解民俗学而绕不开的经典著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百花齐放,发展有对外碰撞的因素,更多的是学科交叉的结果。与文学交叉的方向,这一直是中国民俗学的主流分支,歌谣、口述文学史等民间文学研究一直在发展;与文化人类学交叉的方向,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民族志的形式,以小见大地拓展个案研究,来记录社会剧变;与社会学交叉的方向,趋势之一是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提出和发展,研究空间从村落拓展到城市,认为民俗学要对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创造出新的习惯予以关注,如对汉服运动、都市谣言的研究等;还有就是与历史学交叉的方向等,历史学出身的民俗学者则提出“礼俗互动”的话题。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夏礼俗一直在沿袭。尤其是在《周礼》《仪礼》《礼记》这3种关于礼的文献流布以来,礼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为标准,历代均需遵循。如《仪礼》留存17篇,记载了冠、昏、乡、射、朝、聘、丧、祭等各种礼节仪式。这些礼仪不止是对上层社会的约束,它存在了几千年,早就渗透到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民俗学兴起的背景是“五四”运动,就是要反对礼制的,所以民俗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兴起之后,就强调了礼与俗的二元对立性,这是我国民俗学诞生时所独有的使命。现代学者认为,“礼俗分立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一些特定的学者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所做的工作”,如今需要重新审视。另外,自2005年文化部单独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备受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它与民俗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学科内有争议的话题。

随着学术视角的扩展,民俗摄影的范畴也可以随之延伸,不只是少数民族、边远地区、落后的农村才有民俗。正像美国民俗影像学领域开拓者之一的莎伦·谢尔曼所说,“民俗无处不在,一旦戴上我的‘民俗眼镜’,日常生活就从平凡变得非凡”。

沈从文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文学作品,他还是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对中国所有美的物质留存,举凡服饰、瓷器、陶器、玉器、漆器、扇子等,无不综合出土文物、文献、绘画等予以研究,其成果开辟了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许多结论至今颠扑不破,仍站在学术前沿,这是公众认知以外的沈从文。

追随沈先生的足迹,再来看一下物质文化史这个题材。物质文化史是近几十年来在国内逐渐兴起的新兴学科方向,比民俗学还要晚半个多世纪。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该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与国家建设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其研究成果广受社会和学界欢迎,各类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最具代表性的专著就是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这也是个跨学科的新学科方向,它既要以考古成果、文物遗存为重要对象。又要以历史的各类文献记载等为研究基础。还要具备美术学、纺织学等各类专门学科的知识。当然,与民俗学也有相交叉的地方,其研究易关注,难出成绩,虽然方兴未艾,却受很多制约。

受文献匮乏的制约。在这方面,有出版社组织了文化研究、图书文献等多方专家一起编纂了《中国物质文化史料丛编》。这部以衣食住行为主体的物质文化文献史料集,第一辑为食、酒、茶、香文献。第二辑为笔、墨、纸、砚文献,均已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第三辑为舆服类古籍,正在编纂中。该《丛编》是到目前为止,市面上将要出版的、比较全面的物质文化史类文献史料集成,也是了解中国物质文化的一套必备资料书。

受图像的掣肘。以对石刻形象的研究为例,目前我国多数石刻文物留存在田野,要观察一个新疆石人,在时间和路费上都会有很大付出。不是已有文物画册不能参考,而是很多基于第三批文保单位调查基础上的文物画册,拍摄人多为一线的文物工作者,就是卡片机拍的,图片不具备摄影的专业性,细节是看不清的。要进行专门研究,还得去跑,这对研究者来讲不太现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连分散在三晋大地、三秦大地,甚至于河南这样中原地区的文物遗存,摄影者都没有予以太多专题性关注,拍得多的还是名胜景点。在这里替相关研究者呼吁,希望大家对于物质文化的文物和遗存,能够从摄影的角度予以专题性关注,持续追踪、拍摄和保护,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图像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