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故土家园》

作者：王应超

作者自述：

每一个人对自己生长的故土家园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不论何种社会性质，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主体。这对于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常年的拍摄，视线中总有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在我眼中出现，总是和自己生活于此的故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对这片土地有着真实的感受：温暖与感动、快乐与幸福。用手中的相机去记录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社会环境的现实风貌，直面真实的人生，留存下这个时代的记忆，让更多的人能够记住这些，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敬畏和真诚中坚持的。
       我想，这就是我对故土家园眷恋的方式吧。

评委评语：

王应超《故土家园》这组照片充满了视觉修辞，结构主义的、超现实的、象征主义的、极简主义的……作为一个摄影师出身的评委，我无法拒绝这组照片，因为它的作者不是一个“简单记录”的崇拜者，他对“摄影”的理解比那些仅止于服从于内容的工具的摄影者更进一步——他同时告诉你“摄影”是什么，或者，他告诉你究竟该怎样用“摄影”的语言去描述主题。他提升了摄影的地位，他让摄影与它描述的题材平起平坐了。他不仅让主题有了可读性，而且让摄影本身有了观赏性，而这正应该是摄影该有的魅力。
       语言的修辞性可以大大拓展意义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以至于那些直接、写实的文字说明显得单薄而多余。我也并不认为这组照片文过饰非。因为乡愁可能是“测不准理论”最好的注脚，它的不可描述、缺乏边界、变动不居和因人而异，恰恰适合用隐喻的、象征的、拟态的甚至隐讳的语言去言说。它的模糊性和开放性恰恰给观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以此为起点，用个人的经验补充和延伸属于你自己的乡愁——于是乡愁在个性与共性之间，发酵出更多的可能。（孙京涛） 

推荐语：

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总要展现出自己的风骚和才华，总要强烈地“自我表现”，这大概是不可动摇的定律。正是持着这样的态度，我从王应超200幅小样中挑选出22幅体现着完全不同于老摄影家的纪实摄影作品。
       这些作品没有明确的主题，摈弃了传统纪实摄影构图中讲究的主体、陪体关系，更不讲究华丽的光线语言，所有瞬间充满或然和随意。我不知道王应超是怀着怎样的心态和情绪去拍照的，我只是隐隐地觉着照片中那些漠然的人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就是王应超与自己生活环境关系的显现——既冷漠又关注，既游离又向往。
       三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一去不复返，英雄时代也远离而去，“扫街”至于纪实摄影也不新鲜，占“山头”的做法过去太久，如此纪实摄影真的“山穷水尽疑无路”了？透过自然与社会形象管见社会心理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暗示自我情绪，可能是当下纪实摄影探求的重要视点，这大概也是王应超影像探索的价值所在。
       每当看年轻人的摄影作品，我总在想他们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与马格南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一个三言两语说不清的问题。如若简单回答，“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可以搪塞过去。但是，这样做总有些不负责任的嫌疑。回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陕西摄影群体，在完全封闭的状况下，通过自我批判悟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摄影道路。尽管后来他们接受了外来的“纪实摄影”理念，但是在拍摄手法特别是美学趣味上与马格兰有着明显的差异。陕西群体 “甘涩和谐”的美学追求，注重探寻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冲突，成为他们影像的显著特征。而马格南在“讲故事”和记录事件中张扬历史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对世界摄影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随着人类社会近入 21 世纪，特别是中国，社会与自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巨大落差，作为可以直接映现事物外在形态的摄影，必然会直面这些现实，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摄影之路。
       王应超这些随意的、碰巧的、涣散而不乏荒诞的影像，应当是刻意追求的结果，它们不仅表现了人们对一个地域生活现实的记忆，而且体现出作者对摄影表现方式新的探求。（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胡武功）

拖拉机出现故障，两个青年人在查看问题

一位刚刚从麦场里忙完的老者

烈日骄阳下，一个盖房的工人在喝酒解渴

在农村集市的游乐设施上，当地人享受着高空转椅的乐趣

一位挑着担子的农妇

一位正在修建庙宇的工人

一位妇女从搭建的棚子前走过

一家人在搭建摊位的棚子

三位老人坐在村子里路边晒太阳

一个人从远处的村子里走了过来

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两口子拉着推车行走在公路上

一位小女孩在自家的摊位上玩耍

两位在村口维持秩序的保安

一位戴头巾的妇女，背靠着围栏休息

一位衣着时尚的姑娘，从正在修缮的集镇房屋前走过

背着东西的三位村民行走在路上

三个站在村上篮球场的的男子

一位正在等候顾客的理发师

维修道路的工人们

道路中间的一个小孩

一位老者在后台正在化妆

三个孩子在废弃的汽车厢里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