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公安百名英模肖像摄影活动，共拍摄记录并展出109位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的公安英模代表的肖像作品，其立意创新、影像规模可称为广东公安乃至全国公安摄影之首。

“摄影武器论”是由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领导人沙飞、石少华等提出、完善与发展的。全面抗战爆发之际，沙飞即撰文：“摄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1939年12月，沙飞在为吴印咸《摄影常识》所作的序中进一步指出，摄影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

解放区摄影的继承延续

若从影像关注对象、组织方式、记录方式、活动目标上来评价，本次影展可被认为是解放区摄影的“摄影武器论”思想及“为英模功臣拍照留影”样式的创新性延续与运用。

1.记录对象：继承“为英模功臣拍照留影”的传统

人民警察在和平时期牺牲最多，正所谓“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仅近5年间，广东公安因公负伤2606人次、重伤53人，113位民警因公牺牲。此次拍摄的109位公安英模，为广东公安18万公安民警和现役官兵的杰出代表，公安英模为整个公安队伍的精神血脉，英雄事迹具有传承基因、需要辐射效应。此次百名公安英模肖像摄影活动，既是全省公安民警向公安英模的一次集体致敬，更是以英模事迹鼓舞、动员、锤炼整个公安民警队伍。通过公安英模的群像，展现整个公安队伍的英雄本色与模范精神，让全省人民更为理解公安队伍的巨大奉献，这是革命战争时期摄影“深入火线，为兵服务”这一传统的发展，在活动目标上与解放区摄影“鼓舞军民斗志，团结教育人民”的目标一致。而为英模摄影是两者的共同对象。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英模摄影，可以起到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的作用。“战士在前线立了功，最希望摄影记者给他拍摄一张照片寄回家去，或自己保存留念。记者来给他拍照，他认为这是党和部队首长给他的最高奖赏，是最大的荣誉。”

1939年沙飞参加阜平战斗时，在一个连队采访，他把随身携带的一套表扬战斗英雄杀敌立功的照片在前线进行展览，战士们看过以后斗志昂扬、群情激奋，在战斗中打了胜仗。沙飞又将这个连战士们在斗争中的英勇形象再现出来，战士们看后，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胜利当然不是摄影工作促成的，但照片却是鼓舞士气，争取胜利的一个因素。

在1946年3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丛刊之一：八路军和老百姓》中，以对开版面刊出人物图片专题《北岳军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1943，石少华）的事迹；在《人民战争——晋察冀画报丛刊之四》，以《涌现出人民战争的英雄》为题，辑录了《狼牙山跳崖的壮士》（1941，李途）、《民兵爆炸英雄李勇》（1943，李途）、《子弟兵战斗英雄邓世军》（1944，叶曼之）等肖像作品。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石少华在《谈野战部队的摄影工作》（1947年1月在晋察冀画报的讲话）具体讲道：“关于为英雄、模范摄影问题。这一工作的开展，对发扬部队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促进很大。它既可鼓励英模，同时又能激励所有的指战员。”同一时期的《晋察冀画报》设立了“战场人物介绍”等专栏，以肖像摄影辅以快板（顺口溜）等文字，对英模人物大量报道。

2.组织方式：“高位谋划、创新形式”的延续

解放区摄影事业是在一把手懂摄影，一把手抓摄影，一把手善于利用影像动员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1939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同志亲自批准成立新闻摄影科，又亲自领导创办《晋察冀画报》，解决人员、编制、经费等问题，研究制定画报编辑方针，为画报题词、审稿。1946年春，山东军区摄影训练班上，山东军区宣传部长彭康就提出：“各解放区的摄影工作，均由有关领导人亲自统帅，使摄影工作与党和军队的政治思想要求相一致”。石少华曾总结：“（野战军）首长亲自动手抓摄影工作，这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是极大的。”

考察此次百名英模肖像摄影实践，早在2017年3月份，广东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了广东公安百名英模肖像摄影展组委会，由广东省公安厅主要领导任组委会主任。在筹备会议上，组委会研究了此次摄影展的重大意义，提出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多样性、教育性的摄影展思路，并最终确立“情境再现”为基本纪录方式，其“高位谋划、创新形式”的特征，与革命战争时间的影像组织方式一脉相承。

3.方法论：“深入生活，抓住主脉，做好技术准备”的运用

石少华曾提出“一张成功的照片，必然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使读者抓住注意力”，并进一步提出摄影采访“三要求”，即摄影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战斗第一线；摄影采访要抓住“事件的主脉，斗争的焦点”；要提前做好摄影采访技术准备。

此次拍摄的109名英模，分布广东全省21个地市及省厅机关，涉及到刑侦、治安、经侦、禁毒、边防、消防各警种，政工、指挥、财务、审计、宣传、信息通信、刑事技术等岗位。4个拍摄组，每组4位摄影师分赴基层一线、岗哨战位、偏远所队。为表现出每个英模的精气神，避免雷同照片，拍摄组成员遵循影像工作的规律；为找准镜头的定位，要求“了解好再拍，采访好再拍，计划好再拍”，甚至对每名英模拍摄前都要有以充分的技术准备形成拍摄方案，“根据采访的信息，将每位英模要拍摄的造型、动作、灯光布置等，以3种不同素描画的形式描绘出来，然后再按照绘图进行拍摄。”

这也与石少华所提出的要“避免老一套的拍摄方法，尽量把英雄人物与其事迹结合在一起拍”，以及报道之前要形成“摄影报道题要”相若。

在目前所呈现出的英模群像中，与警种结合，与装备结合，与办案现场结合，与案情结合，与工作场景结合，与生活细节结合，尽管百人百态，但均能以情动人。值得一提的是，一张看似普通的照片，为观众驻足最久。画面是即将退休的田卫在多年前牺牲徒弟的坟前送上花束，点上香烟的一个瞬间。这张照片，就是采访中“深挖”所得到的信息，而照片仅是自动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的记录而已，这或许也符合石少华所说的“素描”手法。

此次摄影实践从真实性原则出发，以“情境再现”为手段，结合纪实摄影的现场环境肖像与艺术摄影中的创意肖像，保持一次成像的风格，较好实现影像风格思想性、创新性、多样性、艺术性、教育性的目标。

在新媒介环境下的融合创新

此次肖像摄影活动的媒介环境、受众特征、时代精神当然有异于以画报为第一大众图像传播媒介的前电视时代，在观看、呈现、传播上有如下创新。

1.观看方式：“内部/职业警务视角”与“外部/专业影像视角”结合

首先体现在拍摄环节，以公安队伍摄影专干为主的记录为特色。广东公安摄影队伍蜚声卓著，如已退休的周晓晖同志，多年前以其反映与英雄生离死别的悲剧性瞬间作品《新婚诀别》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事实证明，这个拍摄队伍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了广东公安文化育警、文化自育的英雄情结、责任意识、使命情怀，较好地完成拍摄任务。

其次是评审的外部视角。组委会组织高水平专业评审委员会对展出作品认真评选。评审委员会由中国摄影报总编辑曾星明，《大众摄影》杂志主编徐艳娟，《摄影世界》主编吴笛，《中国摄影》杂志原主编陈仲元，《中国摄影》杂志原艺术总监闻丹青，中国摄影家协会原理事及艺术摄影委员会委员杨大洲，以及李洁军等7位专家组成，认真细致评审、反复斟酌推敲后投票决定，从270幅初选作品中确定109幅展出作品。

以上环节组织与设定，充分兼顾“内部/职业警务视角与“外部/专业影像视角”，从根本上保障了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专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

2.呈现方式：美术馆营造的“纪念碑性”与城市公共空间群众性的结合

展览场地分别为室内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大学城校区）和室外的广州市花城广场。室内场地具有庄严感、秩序感、仪式感，以群像拱卫营造一种“纪念碑性”，以大学生群体为目标受众，重在思想性、教育性和艺术性；室外场地，展览设计理念是以肖像群构成一条红标带延展在现代化都市中轴线上，重在参与性、互动性、群众性，让109名英模，18万公安民警与人民感染交融。

3.传播方式：图文结合的传播方式与新媒体传播相结合

视觉传播学的研究证明，静态照片与简短的文字说明结合的图文传播方式，无论从受众的记忆、评价的角度，还是从内容传播效果评估的角度来看，都是最有效的组合传播形式。组织者显然充分认识到了视觉传播中文字的重要性，组委会成立专门文字编纂组，邀请撰稿人田地担任英模事迹文字总编审，并组织广东省作家协会公安分会6名作家历时1个多月反复修改、提炼、撰写，为每张英模肖像形成300字的文字说明，充分地表达作品内涵。

组委会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将展览的影响力不局限于固定的物理空间。至2017年12月29日8时，广东公安百名英模肖像摄影展阅读点击量达1.1亿次。12月30日，组委会还针对花城广场展览现场推出360°全景图片＋AR（肖像＋语音）。

在传播方式上，实现以图文结合的传播展览样式为基础，结合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结合的创新传播。

需要说明的是，广东公安百名英模肖像摄影活动组织者与参与者并未参考与分析上述相关摄影思想及实践经验，而作为一种高度组织与意识形态目标下的影像运用，与当年沙飞、石少华等创立“解放区摄影”模式蕴含影像工作规律与方法之间的共通性是内在的与历史的。此案例说明，抗日战争与革命战争时期以组织动员与社会动员为目标所确立的摄影式观看，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与新时代语境之下仍然有效，值得进一步分析、借鉴、运用、发挥。

最后，建议相关部门编制《公安英模肖像摄影指南》，在指导方针、组织方式、技术标准，操作程序等方面系统总结，为广东及全国公安的今后相关工作提供切实参考。此次肖像展必将起到传神写照、彰显勋绩、垂范动员、铭刻记忆的作用。（作者系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纪实摄影研究中心主任、广东高校摄影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