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摄影已然常态化，并出现与当代社会、人文、艺术等相对应的发展，布列松式的“决定性瞬间”、罗兰·巴特符号学式的“刺点”（不是照相机机械的焦点，而是观众从图片中感受到的不同的刺激点）等，都与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对应，呈现出某种“意味”决定下的情感外化表达。当下，时代发生巨变，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让我们感受到国家的强大与民族的伟大，这份感受的介质很多时候都是由摄影来承担的。于是，摄影不再只是以艺术的形态出现，而具备更多的社会属性，我想这种属性既是摄影家作为纪录者与生俱来的，又是这一艺术形态与现实之间不可割裂的关联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能够在现在的摄影发展中，看到摄影艺术逐渐分化为两个路径：

第一，更加艺术，偏向抽象的感知与符号式的展示，这一点与我们依然处于后现代艺术的大环境对应；

第二，摄影更趋于对现实的记录，当代摄影的记录方式发生转变，以手机为主的终端媒体成为完成摄影内容的重要载体，尤其对于大众而言，手机早已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影响并持续借助技术变革实现记录功能和艺术创作。

因此，媒介进化与技术变革，促使手机、iPad、数码拍立得等摄影新媒介载体出现，也对当下摄影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提出新的要求。摄影教育理念，需牢牢跟随载体的变化。只有教育者的转变，创作者的转变，才能在摄影教育中体现出艺术工作者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能力，最终实现更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人才培养。而此时的人才培养，比如以新闻摄影为例，当下新闻所依托的媒介不再是传统的报纸、杂志等平面，而更基于互联网这一载体，所以网络媒介对摄影提出更快速、更直接甚至可能出现交互的需求，而我刚才说的手机载体也成为上述需求最佳的摄影媒介，能够在最迅速的时间内完成新闻摄影报道的工作。这就要求艺术类院校的摄影专业，需要加入更多关于媒介的教学内容，以及摄影新载体技术内容；新闻传播类院校的摄影课程，则需对我在一开始所说的“尊崇现实，直指人性”的艺术领悟进行训练，开设诸如艺术原理、艺术史论等课程。

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却一定有区别于生活。因为所谓生活，是大众的，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而艺术则相对个体化，摄影只是摄影家表达内心的一种形式，而他们想表达的东西远超于摄影这个简单媒介或完成摄影的简单行为。

所以，对于“未来摄影身份的判断与思考”这个问题，我依然想结合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来进行探讨：未来是全媒介的时代，各种湿媒体、融媒体、浸媒体等等尽现，体现出媒介赋予人类强大的活性与生存力，“人人皆可拍照片”不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所以传统摄影家的身份很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消解，而大众成为摄影家身份的可能性再不断提升，最终两者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其区别仅在于对“意味”的理解不同。

在未来，会出现更加符合跨行业需求、符合“泛娱乐”发展的复合型、跨界型摄影人才，他们的身份既是摄影师，又是时代的记录者、文化的传承者、艺术的传播者。而作为他们领路人的教师，在未来摄影教育工作中，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