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展现的并非是某个瞬间，而是一个片段。照片就是故事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因此，影像创作者就好比是讲故事的人。

提到“讲故事”，影像的说服力当然异乎领先于其它媒介。摄影的诞生意味着图片历史书写的颠覆，即标志着一场“大灾难”的编年史即将启动。达盖尔摄影术将西方图像带入新的机械时代，让光线取代了工匠的手。法国叙事场景大画家德拉罗什在1839年摄影术诞生后就神情落魄地走下台阶抱怨：“自今日始，绘画已衰亡。”无疑，游戏已经转场。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勒东也不无担忧地预见：“问题再也不在于一幅画是否能在麦田里站住脚，而是它是否能在每天摊开或合起来的报纸旁边，即弱肉强食的丛林的旁边站得住脚。”如果说德拉罗什悲观地视摄影为绘画的终结，那布勒东在某种意义上则揭示了绘画风格中孕育的新转机与摄影媒介中隐藏的不可战胜的诱惑力。有趣的是，就“讲故事”而言，古往今来的绘画都在追求“以假乱真”的体验，而摄影则一经出现就宣告了“造假”的合法性。

不过，如何把故事讲得精彩纷呈，又平实易懂，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故事要怎么说才更动人呢？最关键的还是源于一种“倾诉”的意愿、强烈的表达动机——非说不可。大幕缓缓拉开，摄影师应该是“故事大王”。

年轻的摄影人还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讲故事方式。然而，不必乔装成熟与深刻，重要的是明白怎样释放纯粹与天真。生命力与创造力互为引擎，那是故事们得以进行下去的良好基础。如今，讲故事的人们不仅乐此不疲地议论别人的故事，他们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倾向于把自己说给众人听，这一点在年轻的摄影群体中尤为鲜明。比如，这些摄影师的叙事中开始集结对社会和对自我的双重关注，这里有一个积极的导向是：他们的故事展开了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的互动，都从感受生活走向理解生命。无疑，他们很动人。当然，也不排除会出现一些扰乱视听的情况，有些人会感到那些过于个人化的经验时而会衍变成“无病呻吟”。或许，更多的生活观察实践可以作为医治此“病”的有效方式。对生活毫不客气地主动释放行动力，其结果就是对幸福与苦难的直接反应，这是一种“道德能力”——宣示着以“传达”为荣。图像和影像可以被用来“作文”，而对其把握的能力则诠释出社会观察的深度和力度。

因此，在好的故事里，所谓的“成熟”与“年轻”并不矛盾。年轻人就有捕捉“成熟的叙事能力”的路径：在技术实现和思想表达双双在线的同时，全身心地投身生活实践，会让他们的故事讲得更生动也更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