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近日，本报连续刊发了《2018华为新影像大赛年度报告》，探寻了手机影像的发展趋势，也引发了业界和读者的广泛讨论。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的评论人姜纬，一起来看看他如何解读这篇报告。

光晕栖居之所

在当下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视觉的运用和传播是非常关键的，具体反映到摄影领域，就产生了艺术评论家彼得·普拉根斯所言的问题：“下一代摄影师——如果还会有的话——将不得不寻找一种方式去恢复摄影与现实的特殊联系。而且他们必须用焕然一新的方式。”

　　“有一样东西，鱼对它的属性一无所知，那就是水。”不了解水是潮湿的，就不知道干燥为何物。一旦沉浸在媒介中，尽管存在图像、声音和词语，又如何明了它对于我们造成的影响？

　　事实上，如今的我们很清楚一个可供替换的世界会被不断投射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而且它希望我们在那里定居。这正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现实环境。

　　《2018华为新影像大赛年度报告》的分析撰写，着眼于种种趋势，更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为了确认快速变化的当下：这是什么，这将怎样演变。

　　与此同时，《2018华为新影像大赛年度报告》显然志在思考在数码环境下，我们的媒介如何复杂而长久地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改变了我们，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于自我身心和视觉作业的界定，我们对于更多可能性的把握。

　　从化学、电子影像到移动电话到互联网，它们轻易越过了曾经存在的时空限制，同时等待甚至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最大化其潜能。这期间，我们被影像的洪流所淹没，它形成一种“烙印”，将“物”变成“欲”，创造出一幅世界地图，这地图越来越指向其自身，永无止境。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艺术展览中，人们不会完全看不懂摄影作品，总能够从照片中读出一些信息，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意义阻断”——即受众认为自己获取了照片中的诸多含义，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摄影作品的解读不仅仅体现在图像表象上，更深层次的解读需要结合知识、感性，甚至直觉。

　　法国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曾经写道：“艺术与科学的真正不同在于特有的形式，同样一个对象，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方式完全不同：艺术以‘看到’和‘察觉到’或‘感觉到’的形式，科学则以知识的形式（在严格的意义上，通过概念）。”他强调了艺术与科学认知方式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使用不适合的方法来解读摄影，必定会导致谬误。在数学和化学的算式中，如果一旦出错，人们就能发现自己的答案不同于标准答案。然而，对摄影作品的观看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不同的观看者能从众多作品中得到纷繁复杂的感受。

　　这个至关重要的新观念，在《2018华为新影像大赛年度报告》的一个结论中得到了确切的印证：虽然许多智能手机的使用者或摄影师只是在简单地捕捉自己日常生活和经历的影像，但观看者则是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作品——主动进行想象和思考。

　　在我看来，这恰恰就是彼得·普拉根斯说的：“恢复摄影与现实的特殊联系。”而且，用的是“焕然一新的方式。”

　　摄影，将可见物凝固，切割进个别的单元，曾是描绘现实的给力渠道。但正如无数批评家所断言的，它也潜在地扭曲了我们观看现实的眼光。作为最普遍的媒介之一，摄影亦是庞大的滤镜，透过它我们得以一窥从化学、电子向数字的转换过程。现在，前数码时代和后数码时代媒介之间的鸿沟迅速扩大。媒介的历史并非有序过程的线性陈述，而是诸多可能性的喧哗与变动，每一种媒介根据自己的属性对世界图景进行筛选。如果得到明智的发展，从数码革命中诞生的新的成像方法将开拓全新的道路，与此同时，化学、电子摄影的某些局限将被超越。

　　十余年前，路透社已经不再像往常那样追着职业机构索取新闻图片和录像，转而求助于业余爱好者：“假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特约记者呢？”规模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任何一个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合格的上传者。绕过传统的编辑和评议者的筛选，如今内容的制作和出版、传播被视为懂得技术的人都可拥有的权利。新软件的不断开发和发展使得网络上的大量图片得到充分利用，人们甚至可以用别人的图片来完成自己制作的场景。

　　通过仔细阅读《2018华为新影像大赛年度报告》，我们不难发现，摄影在向数字技术加移动互联网的转变过程中，每一种造物或者对象都变得更加可塑了，更适宜于人类的广泛操作，也潜在地成为消费者最终的选择。摄影行为，曾经要求观众和作者的在场，气氛的提炼和创造，聚焦的不仅是镜头还有人的直觉，现在正逐渐演变成一种更加便捷、更加普及、更加无所不在的交流策略。

　　另外，在摄影所涉及的范围内，它那被公认的可信性成为有益的功能，尤其是作为各种各样的记录证据。但是这种公认的可信性也被有意识地用来操控各种各样目的。采用数字技术加移动互联网之后，人们注意到那轻而易举的可塑性，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质疑：摄影作为证据的角色，能否、应否继续保持下去，甚至扩展开来？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数字技术加移动互联网图像之前的阶段，图像在媒介中呈现的状态具有互文性和转喻性。互文性即可以通过参照与原文本相关的其他文本的理解，而为原文本创造出新层次的意义和联想。转喻性是指通过部分事实表示事物整体的方式发挥作用。图像不单承载信息，同时也起到解释甚至评价信息的作用，但是由于图像的基本属性，它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完整和客观，它遵循着一种“二级传播”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传媒和受众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传媒和受众的意图也是不尽相同的，图像作为传媒的发言，所做出的行为是对事实的选择性呈现，图像的引导、倾向及其选择性认知、选择性记忆的产生过程。因此，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无法把传统媒介的图像看成可以全面准确反映历史或生活真实情形的佐证，而当代人不甘于沦为传媒的利用者，要努力成为传媒的使用者。数字技术加移动互联网图像这样的方式的产生、扩展，为此目的作出了至少是客观上的贡献。

　　在数字技术加移动互联网图像的新环境里，摄影自身在不断地流转，并自我叙述着，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重构。和同质化的、统一的、线性的传统叙事有所不同，摄影师可以为它们注入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高度个性化的风格特征、语言结构、叙述视角、创作方式和意图，构成一个自足的表现体系。

　　照片是可信任的对可见之物的记录，这一曾经铁定的属性已被数码技术动摇，它的新的灵活性却对其他方法敞开了大门，从前这些方法要么被迅速否决，要么被认为不可能。比如，由于巨量照片的上传、浏览，现在的游客可以选择不用去曾经那些非去不可的景点，或者可以匆匆略过，那就能够更私人地尝试去经历异域风情，追随直觉、气息、声音，用镜头发掘有趣的新意，而不用感到必须重复那些已知的事物。数字技术加移动互联网图像，比传统的摄影和传播方式更加流动，为人们提供的体会和经验可能更加开放，这种成像策略与其说是清楚地定义环境，不如说是给人们自身的好奇留出更多的空间，关于如何发现，发现什么，同时也为图片的发展变化留下了足够的余地。由这些可能性带来的世间万象，或许在屏幕上是短暂的，却提供了无限的视角与媒介的联合，不断更新。

　　因此，与其将数字技术加移动互联网图像也当作一种本质上的复制，不如将它看作一种新观念的体现，这种新观念更综合，更能融合并创造多样化的副本，衍生出更多的独特性。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最终这些图像并不会侵犯它们原本表现的对象的独特性，就好像独一无二的绘画能够强调存在的奇特之处，而不是削弱它。

　　在瓦尔特·本雅明1936年的著名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里面，他提到了许多复制品被人们制造出来，成为“独特存在的大量副本”，这就使得原作的光晕减弱了。而艺术评论家道格拉斯·戴维斯六十年后在数码时代作出回应道：“这里就是光晕栖居之所，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我们观看、倾听、阅读、重复、修改之时的独创性里。”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19年·第54期·7版